发布时间:2024-11-11 02:01:07浏览数:
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，全球静默，生活停摆，每个人的健康都受到深深的威胁。“鼓励出行戴口罩”、“出行请佩戴口罩”一句句宣传标语让深埋在记忆深处的口罩重新走到世人面前。
口罩是如何问世的？追溯口罩的历史，是回顾医学卫生发展的历史，更是人类对抗疾病与消解恐惧的历史。
2020年2月1日，伊朗红新月会捐赠的100万个口罩运抵北京，帮助中国人民抗击疫情。其实，口罩——这个现在大家离不开的抗疫神器，与伊朗也有不解之缘。据历史记载，最早的口罩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，在波斯国内古墓幕门上便雕刻着佩戴口罩的祭师，然而，它们却和卫生毫无关系。那时，拜火教认为火是神圣的，而凡人呼出的气体是不洁的，故在祭祀的时候，拜火教祭司（被称为“穆护”或“麻葛”）需要戴上面罩防止飞沫玷污圣火。[1]
世纪更迭，时间磨平了墓门浮雕上精细的花纹，历史的时针指向公元一世纪，古罗马。哲学家和博物学家盖乌斯普林尼塞孔杜斯，或许是历往无数死于疾病的先祖的指引，或许是目睹矿工在灰尘中佝偻的脊梁。他的目光聚焦在了动物膀胱之上。他利用松散的动物膀胱皮肤捂住鼻子来过滤粉尘，以免吸入有害粉尘和有毒的汞硫化物。世界上首个真正具有防护用途的口罩诞生了。[2]
目光向西，霍乱、黑死病等传染病开始于欧洲肆虐，“在我主降生后第1348年，意大利城市中最美丽的一座--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，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···它最初发生在东方，不到几年功夫，死去的人已不计其数···佛罗伦萨城里，居民相继死亡，几乎成了空城。”《十日谈》里展现了横扫欧洲的瘟疫死神。那时，所有人都陷入恐慌，人们信仰的教皇也沦为路边的小丑。中世纪的西方医学界于绝望中在历史的尘埃里找到了口罩。他们认为瘟疫都是由空气中的瘴气产生。而为了抵御这种瘴气，当时的医生在诊断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都会戴上一个鸟嘴面具，尽管当时医学界都不清楚其中原理，但的确从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疾病传播。
目光向东，中国，元朝。据《东方见闻录》中记载，元朝皇帝进餐时，为了避免那些侍奉皇帝饮食的人所发出的气息触及食物，致使他染病，口与鼻一律都要蒙上蚕丝与黄金线织成的巾。而我国的著作也有记载，如《礼疏》载：“掩口，恐气触人。”《孟子离娄》记：“西子蒙不洁，则人皆掩鼻而过之。”这种蒙口鼻的丝巾，就是中国最原始的口罩。据此看来，中国人发明和使用口罩至少已有7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。[3]
知其然，更要知其所以然，困惑人类数世纪之久的口罩防护作用终于在此刻有了答案。1827年，苏格兰科学家罗伯特·布朗发现了布朗运动：气体分子在快速移动时发生碰撞会导致小颗粒分子的随机弹跳运动，从理论上研究了口罩对于粉尘的防护作用。
在理论的指导下，口罩的优化进程大大加快，各式各样的口罩陆续问世，1849年，美国人刘易斯哈斯莱特发明了使用羊毛作为过滤器的肺保护器。而在1861年，一个注定铭记在口罩发展史上的时刻，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向世人举起鹅颈瓶，以向天歌的昂扬气势向空气中的细菌宣战，知晓敌人就藏在空气之中，一系列消毒法出现在外科手术室里：1886年巴氏消毒法、1877年廷氏灭菌法、科赫法则与无菌外科。橡胶手套、手术衣和手术帽成为外科医生的标配，缺席的口罩也最终于1895年拼入无菌手术的大拼图。至此以后，病人因手术感染的死亡率大大降低，口罩就此成为现代手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1897年，口罩旅游走过英国，身体被植入细铁丝支架，口鼻与口罩之间的缝隙带给外科医生极大的舒适度提高；同年德国，拉德奇终于发现飞沫也能传播病菌的事实，发明了米库里兹口罩，这是有记载以来第一款医用口罩；[4]1899年，口罩在法国吃胖发福成为一种六层纱布的口罩，而且身上缝上了一个环形的带子。这便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现代口罩外观的雏形。
而真正让口罩走出手术室成为一种公共卫生产品的，便是那场著名的西班牙流感。1918年3月到1919年底，全世界已有大约20%的人感染西班牙流感病毒。全世界死亡人数超过1个亿。疫病蔓延期间，各国医生重视口罩的作用，人们被强制性要求佩戴口罩。[5]
最终，口罩兜兜转转，欧亚体育平台最终飘在那片黑土地的上空。伍连德，连同110年前的那场鼠疫，永久铭刻在中国抗疫史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上。
1910年10月，一场神秘的瘟疫在东北地区突然爆发。瘟疫感染者发烧、头痛，不久便窒息死亡。一时间，整个东北笼罩在死亡的黑色恐怖之下。12月24日，朝廷派遣年轻的伍连德前往哈尔滨阻止疫情的蔓延。伍博士设立隔离区，封锁关口阻断传播，每日全员检查，一旦发现有感染征兆，立刻送往防疫医院，并对密接人员进行隔离。此外，伍连德还发明了一种棉纱做成的简易口罩——“伍氏口罩”。当时很多百姓因为外来口罩太厚，呼吸不畅；长时间环形带对耳朵产生较大负担。“伍氏口罩”采用两层纱布，中间夹有一块吸水药棉，由于其舒适性高，物美价廉，安全性较高的特点，很快便在民间推行开来。[6]
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最终带来的是逐步得到控制的鼠疫。3月1日，清零消息出现在了哈尔滨。鼠疫在东北彻底画上一个时代的句号。
而到现在，工业技术的飞快进步，生产工具的日益提升，各式各样的口罩开始出现在市场上种类繁多的口罩，现在市场上常见的口罩主要有三类。
第一种是棉布口罩，也是最接近于近代口罩的一种类型。它通过多层棉布发挥物理过滤作用，然而其过滤效率却较低，一般人们主要看重其保暖的特性，在寒冷的冬天，又不得不佩戴口罩时，这时棉布口罩就是最佳选择。此外，棉布口罩还具有可重复使用，佩戴较为舒适的特点。
第二种是一次性口罩，其主要材质为无纺布，能够过滤一些颗粒直径较大的物体，如花粉颗粒、柳絮等。其轻便的特点深受如今人们的喜爱。此外，一次性口罩还具有防喷溅的功能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呼吸道感染，但无法防止雾霾颗粒的渗入。
第三种时防护口罩，虽然其佩戴舒适性较差，但过滤效率也是最高的。它对颗粒直径小于0.3微米的极细小颗粒的过滤效率能达到95%以上。在雾霾天要出门时，防护口罩则是最佳选择。疫情期间，我们多次听说的N95口罩便是一种常见的防护口罩。N95口罩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预防飞沫传染，更好的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。
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，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众生文化的图景。我们看到中国佩戴口罩恪守“一米线”，也看到一众西方国家人民上街拒绝佩戴口罩。究其根本在于东西方对于兼具医疗与文化属性的口罩的差异化理解。
在几千年的中药治疗理念传承的亚洲国家认为，戴“口罩”是防微杜渐，为了防止被患者感染，所以健康者和患者均应佩戴 “口罩”。而口罩在西方国家的认可度与接受度一直较低。西方媒体报道过的一些照片，再现了西方现代早期的医学专业人员，穿着黑色斗篷，戴着黑色帽子，戴着喙状口罩治疗患有腺鼠疫的患者的情景，并由此产生了“喙医生”一词。这样恐怖的形象一度被认为是中世纪致命流行病的象征。在西方观念看来，“口罩”是医生的标配，是特定职业的象征；在其认知中，患者佩戴 “口罩”不能阻断病毒传播，而应遵循历史的经验，采取居家隔离防疫。[7]
简而言之，对于亚洲人而言，口罩就是防护，可以有效防御外界病毒侵害，人人皆可佩戴；而西方人则认为佩戴口罩等同于身患疾病，居家隔离才是正确之举。种种差异性主要存在于东西方两种根深蒂固的不同医学理念，以及围绕“口罩”的象征含义之间的跨文化误解中。
而这一系列文化误解，根源在于中西方价值体系的分野。中国自古以来便强调“礼”的重要性，无论是“克己复礼”还是“己所不欲”都强调一种公共道德，因此，在疫情下，人们更愿意佩戴口罩，哪怕牺牲一点舒适度，也要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；而西方在《圣经》“自我救赎”的思想指引下，则更强调自身的价值，“适者生存”是烙印在西方民众骨髓中的精神印记，因此，相比于社会价值，他们更倾向于不佩戴口罩的自由舒适。
口罩在疫情之下，被挂上“道德”的隐喻，无论好坏，都为我们剖析中西方文化提供另一种微元视角。
“囚禁动物用牢笼，而囚禁人类用什么？”这个问题，哲学家帕斯卡尔给人类做了最好的回答：真正囚禁人类的是思想牢笼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，真正让全人类缩手缩脚、瞻前顾后的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差距、是道德的分歧、是伦理的差异。[8]
